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阶段。清末以前算一个大段，有几千年的历史。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是第二阶段，近50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算第三阶段，至今已有近60年的历史了。

　　（一）
　　清末以前，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是在蒙学堂里进行的。蒙学也称蒙馆。“蒙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的道德教育。清朝王国维说：汉时教初学之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而后，再读《尔雅》《孝经》《论语》。
　　《尔雅》是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一部专著。《孝经》《论语》都是儒家的经典。在识字习字课本中，流传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了。
　　《急就》全篇2100多字，编成三言、四言、七言的韵语，便于记诵，同时还可表达一定的意义，教给儿童一些常识。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姓氏名字，400多字，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第二部分是服器百物，1100多字，如“稻黍秫稷粟麻，饼饵麦饭甘豆羹”。第三部分是文学法理，440多字，如“治理掌故砥蛎身，智能通达多见闻”。各部分所用的字重复的很少。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说：“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出现了周兴嗣编的《千字文》，宋朝又出现了《百家姓》《三字经》。此后，“三、百、千”就成了传统语文教育中几乎是不可分割的一套以识字教学为主的启蒙教材。另外，在阅读方面，唐朝还产生了一类以讲知识为主的名物掌故故事的课本，叫《蒙求》。《蒙求》用四言对偶的韵语，介绍历史人物或传统人物的故事；宋代还出现了以介绍历史知识为主的或专门介绍自然知识、社会各种名物知识的蒙求书，如《春秋蒙求》《名物蒙求》。在诗歌、散文故事的阅读方面，南宋刘克庄编了《千家诗》，宋胡继宗编了《书言故事》。
　　《千家诗》有22卷，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十四门，选录唐、五代及宋人的有关诗篇，以宋诗为多。
　　《书言故事》是为儿童编写的故事书中最早出现而有代表性的一种文言散文读本，以介绍常用的典故，成语中所包含的故事出处、内容为主，有的引用原文，有的对原文稍加删改，有的加注，使儿童容易读懂。如《守株待兔》《桃李之言》都是《书言故事》的内容。
　　到宋朝为止，蒙学的识字、阅读教材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体系。识字有“三，百，千”，初步阅读的教材有儒家经典，有《蒙求》《千家诗》《书言故事》等。
　　宋元以后，基本上是按这一路子进行的。
至于深入一步的阅读教材，除了继续学《四书》《五经》以外，还读“古文”，主要是《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史书上选出来的若干篇章和历代名家的一些散文，特别是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在作文教学方面，蒙学比较注意“属对”，即对对子。另外，为了应付考试，有一种程式化的作文训练。经过唐代、宋代，到了明代，程式越来越严，越变越死，中叶以后，终于演变成为“八股文”。
　　蒙学里作文训练也有一些作诗填词的，但都不是重点。

　　（二）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日益深入的刺激下，中国封建士大夫中分化出一些要求改良的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主张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开办新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1898年，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诏谕“戊戌变法”，其中一条就是废八股，改试策论，办各级学堂，选拔懂得实学、时务的人当官。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在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也有很大改进。就语文教育而言，开始出现了专门的课程门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钦定中学堂章程》中，最先出现了语文科的课程门类,有“字课”“习字”“作文”“词章”。1903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又把“字课”“习字”合为“中国文字”，高小以上改为“中国文学”（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广义的各类文章）。1904年又统称“国文”。经过“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1921年，“国文”改称“国语”。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学校里的语文教学，有的叫“国文”，有的叫“国语”。
　　学科概念的出现，课程门类的建立，这是语文教育改革迈出的可喜的一大步。当然，这可喜的一步，旧的痕迹还是很深的。例如，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私塾改良会章程》规定，私塾“必修课：修身（兼讲经）、国文（包地理、历史、理科、习字）、算术、体操”，其中“国文”就包括“地理、历史、理科”（“理科”就是自然常识）。1948年国立编译馆编著出版的有一本叫《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这里“国语”和“常识”也是合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语文教育大的改革，要数“五四”运动和老解放区对语文教改的促进了。
　　“五四”对语文教改的促进，主要有三项：
　　一、“五四”以后，大量的优秀的新文学创作进入了语文教学的阵地。如朱自清《匆匆》、冰心《寄小读者》、许地山《落花生》等作品进入了课本，使教材内容为之一新。
　　二、白话文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占了一定的合法地位。“国文科”改为“国语课”以后，政府在《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规定，“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起草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课本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白话文在语文教育中占有合法的地位，这对促进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一致性有很大的意义。
　　三、“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促进了语文教学的民主化与科学化。192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民学校施行细则》中就有“采用表演、问答、谈话、辩论诸法”的提法。在有些进步教师作指导的学校里，举办读书报告会、作品朗诵会，出壁报等也成了语文课外活动的内容。这在“五四”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老解放区对传统语文教学的改革主要表现也有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思想的改革。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社论———《教育上的革命》一文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的一致，就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老区教育非常强调把战时人民直接需要的战争与生产的知识、技能，放在教育、教学的首要位置。如《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改造国民教育》“改进办法”中具体规定，“国语课，初小毕业要学会记账、开路条、写对联、写简单信。高小毕业要会写信、写合同、写报告、写通讯及群众婚丧事宜的一般应用文。”
　　二是教育内容完全是崭新的。国语课本中横扫一切陈腐的思想体系，代之以革命的思想内容。
　　三是教学方式方法上的革新。强调“一面学，一面做，从学的过程当中去做，从做的过程当中去学。”刘松涛在《革命战争中对儿童进行爱国教育的点滴经验》中写道：“晋察冀边区有些小学为了使儿童在课堂上学得的东西，真正适合战时的实际需要，在村上找出一间房子，成立了‘群众代笔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由三、四年级学生轮流给村里的人开路条，写敌情报告、工作报告，开会做记录，写文契、对联，帮助群众写黑板报，算公粮，给各户计算统一累进税的分数；村选的时候，代写选举票；自己写不了算不了的时候，就找教师来帮助解决。这样，儿童不是学过以后，再准备应用，而是为了应用才认真去学，因此学的情绪高，学会的东西也真正适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语文教学向科学化迈进，大的步子有五个：
　　一是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时改“国文”“国语”统称为“语文”；二是1952年开始准备、1956年在全国推行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三是1963年，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提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四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性的蓬勃发展的环绕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改实践；五是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颁发以后。
　　《课标》颁发以后的情况应算是现状，本文暂且不说。下面分别说一下前四步的情况。
　　一、统称“语文”
　　“语文”一词，新中国成立以前是没有的，词典里是找不到的。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编审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材时，“认为小学、中学都应以学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点文言；至于作文，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张志公《说“语文”》。《语文学习》1979年第1期）“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叶圣陶《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4期）
“国文”“国语”统称为“语文”，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且是语文教学到底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深刻的变革。蒋仲仁同志在《语文教学三十年》一文中说得好：“这个改变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个改变关系到语文教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教给学生的‘文’，是文本于语，还是文语脱离？……一是这个改变关系到语文课教学方法。‘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若干年来，一直如此。……教学上重‘文’轻‘语’，甚至于有‘文’无‘语’。这个偏颇，应该补正。”（《教育研究》1979年第4期）
　　“国文”“国语”统称“语文”，实际上为我们语文教学指明了学科的范围和努力的方向：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并重；应该交给学生“本于语”的文，补正重“文”轻“语”、有“文”无“语”的偏颇；要在学生“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上下功夫。这个认识是深刻的，而且完全合乎科学，不能不说是我国语文教学史上一个重大的思想认识上的改革。
　　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1952年，中央组织了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1953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
　　《报告》中说：“我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历来都是把语言和文学混在一起的。这样教学的结果，不论从语言方面看，从文学方面看，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一般语文教学着重在语言文字的解释方面，并没有有计划地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所用教材也不适于进行语言教育，其结果是使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遗害很大。另一方面一般语文课都不注意文学教育，没有经过文学培养青年的高尚的品格和健康的人生观，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欣赏能力。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语文混合教学的结果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败俱伤，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转引1955年8月《人民教育》刊载的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
　　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份报告。1955年秋在若干省市的部分学校施行。1956年秋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1958年春季“汉语”“文学”又合一，仍叫“语文”。分科教学结束。
　　分科教学在小学的表现，可从1956年颁发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看出：《大纲》将“汉语教学”“阅读教学”“作文教学”三者并提；而且，“从第二阶段（即三、四年级）起，汉语教学按照自己的系统开始独立进行……有些儿童能理解的主要术语和定义也应当结合实例逐渐介绍给儿童”。并规定三、四、五、六年级“汉语”每周2课时。阅读教学强调“教儿童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前4个学年，还要阅读有关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科学知识的文章。”“到了第五、六学年，自然、地理、历史都单独设科，阅读课本就以文学作品为主。”可见，小学里的语文教学，也是“汉语”“文学”分科的：“汉语”———“汉语教学”；“文学”———“阅读教学”。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至今意见不一。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但仍不失是建国以后一次重大的语文教学改革。当然，这条路是不是可行，特别是就语文教学听说读写并重、“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这一主旨来说，汉语、文学分科是不是方向，值得考虑。
　　三、1963年教学大纲恢复了“语文”作为基本工具学科的重要地位
　　语文是基础工具科，这在1936年毛泽东同志给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早就说过。毛泽东同志说，“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转引《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可是，在实践中，由于“左”的干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1958年“汉语”“文学”合科以后，一个劲地片面强调政治、强调阶级斗争，语文课教成政治课的倾向更为严重。于是，1959年2、3月开始，《光明日报》《文汇报》对中学语文科的目的任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六十年代初期，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文道关系”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集中反映了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通过讨论，1963年颁布的《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都明确规定：“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从而恢复了语文作为基本工具学科的重要地位。这里虽然只说是一个“恢复”，但就当时来说，在长期的“左”的严重影响下，明确规定语文是“基本工具”，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进步。
　　四、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繁花似锦的教学改革实践
　　1978年吕叔湘先生写了《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提出了语文教改的问题以后，各地纷纷响应，语文教学改革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1年6月22~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教育实验工作座谈会”。当时，28个省市自治区代表130多人出席了会议。据会上代表所报的实验项目统计，从学制到各科教学，373所1166个班级参加了实验。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开得生气勃勃，极大地鼓舞了大家教改的积极性。
　　小学语文是教学改革最活跃的一个侧面，从拼音、识字，到听、说、读、写，祖国处处是教改的百花园。
　　从20世纪70、80年代到2001年《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小语教改创新步子大的、影响大的，这里我想举下面这些：
　　1.拼音教学。主要是拼音方法的改革，由拼读改为直读，叫直读法。“直读法”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重点项目“基础音节换韵直读法”。该法的要领是“声母心里念，只做动作不发声，连着动作念韵母，直接读出音节”。该法受到教育部基础教育司（1992）30号通知的附件《小学语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改革实验纲要教学建议》的充分肯定。
　　2.识字教学。值得一提的是：斯霞的随课文识字；辽宁黑山学校的集中识字；河北沧州苏静白的“部件识字”；安徽徽州师范黄剑杰的“分类识字”；四川鄢文俊的“字族文识字”；辽宁东港姜兆臣的“韵语识字”；浙江温岭李卫民的“奇特联想识字”等等。
　　3.整体性改革很有影响而且有全套特色教材的实验。这里应提的是黑龙江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中央教科所张田若主持的“集中识字，大量阅读，分步习作”实验，广东丁有宽的“读写结合系列训练”实验，北京景山学校“以作文为中心安排整个语文教学”的实验，中央教科所潘自由主持的以教学生掌握阅读方法、本领为主要标志，全面改革小学语文教学各个方面的“小学语文学法指导实验”。这些实验都是极有特色极有成效的。
　　4.单项实验方面值得一提的有江苏于永正、湖北赵班胜、河南金耀林等的“言语交际表达训练”实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锦州、安阳等地的“学法指导”实验；浙江舟山乐连珠的“快速阅读”实验；湖南湘西佘同生作文起步的“童话引路”实验；等等。
　　5.在教学方法教学艺术上作出突出贡献的要数江苏南通李吉林老师的“情景教学”了。
        ……
　　粉碎“四人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这一时期，是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迄今为止最繁荣的时期。就我自己而言，我本身就是这一教改繁荣时期的产物。我怀念这个时期。但愿今后多多吸取这一时期的教改精神，百花齐放，让我们的语文教学园地更加欣欣向荣。